多维:四直辖市人事洗牌 黄奇帆与人大两谜题待解

从去年(2016年9月)黄兴国落马到今年1月17日杨雄辞职,中国大陆天津、北京、重庆、上海这四大直辖市的市长全部换人。而其中以重庆前市长黄奇帆的去向最为牵动外界的目光。

不同于薄熙来事件给予的难以磨灭形象污点,近几年来,黄奇帆被公认为中共官场少见的经济能手:虽然整个国家经济增速一路下滑,但是他将重庆经济发展得一枝独秀领跑中国。

为此,在坊间寄望于他能为中国经济带来希望的期待之下,黄奇帆一次次被媒体和网民以传闻的形式“调任”至证监会主席、国务委员、国务院秘书长,甚至副总理、中央深改组,乃至发改委副主任兼中财办主任……

2017年元旦前两天,在近4年的毁誉参半、传闻缠身后,黄奇帆被官方宣布“辞去重庆市市长职务”。虽然他的下一站还未被官方公布,但外界已经基本确认黄奇帆将赴全国人大担任财经委副主任。根据中共惯例,该决定或在今年2月的人大常委会会议后被公布。

黄奇帆调任引发猜想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中国经济处于崩溃边缘之时,中共第二代领导核心邓小平钦定时年63岁的朱镕基出任副总理,以挽中国经济于既倒。而在目前中国经济再一次进入艰难的下行周期时,中共十八大之后的中国国务院的财经班底却显出力不从心。中共高层需要稳定人心,稳定经济,稳定未来,正因为此,黄奇帆此番调任才如此引发关注。

对于黄奇帆的入职人大,有观点称这宣告着黄已经退居二线,也有评论称这是人尽其才,黄奇帆将继续发挥其经济专长。无论答案是哪种,现在下结论都未免为时太早。

中共十八大后,在人事变动上,人大仍然延循着退休高官“赋闲之地”这种旧传统。仅仅在2016年,就有8位卸任省委书记前往全国人大担任职务,例如河南省委原书记郭庚茂、陕西省委原书记赵正永、江西省委原书记强卫、陕西省委原书记王儒林等……

黄奇帆将要调任的人大财经委,官方条文表述其职责是“研究、审议和拟订关议案”,“协助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监督权”,但是这种表述对普通人而言太过抽象,且与实际并不完全相符。2015年,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吴晓灵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述人大财经委的职责主要有两个:

一是建议权,例如每个季度末人大财经委都会召开经济形势分析会,会议纪要、每个委员的发言全文,都会报到中国国务院,对整个中国下一个季度和今后的经济政策走向有影响。

二是审查权,主要是审查中国财政部每年的预算报告,因为财政部每次提交全国人代会的计划和预算报告,都需要先在人大财经委进行审议。

但是对于人大,尤其是人大财经委,有一项不可忽略的权力——税收立法权还在空转。这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上个世纪80年代初,接踵而来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领域都需要制定法律,但是人大条件又不成熟。这一背景下,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彭真主导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分别在1983年、1984年、1985年,对国务院连续进行了三次授权立法。

这在当时税种分散零落、税制建设需求急切的历史情境下的一种明智选择,但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与民主法治理念的日渐强化,过量、不当、失范的税收授权立法已经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延缓了财税法治进程。

基于此,如果人大系统能在近一两年内有更大的改革,黄奇帆在“财经委副主任”这个职位上,应该可以有很多发挥空间,否则其仕途只能是“安度晚年”。

人大改革成败两大要因

就目前的实际情况而言,中国人大改革能否达到预期甚至超出预期,有两个指标可以参考,第一个是监察委成立后,人大可以借助监察委实现多少“监督权”,第二个是在2016年关于中国税制讨论颇多的情况下,人大是否能从财政部和税务总局拿回“税收立法”的权力。

一个是事关“人”的独立监督权,一个是事关“财”的税收立法权。没有这两个权力的成功回归,人大将仍然无法摆脱中共权利谱系中橡皮图章的尴尬地位。

首先谈人大的独立监督权。北京时间2016年12月25日下午,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由此,中纪委2016年11月7日公布的监察委试点工作正式进入操作阶段。

监察委试点刚一公布就被外界赋予相当高度的评价。因为它有可能彻底打破中国国家机器的顶层权力分配关系,被视为1980年代中共失败的政改冲锋后,最具突破意义的动作。不仅兼任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的王岐山称其事关“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试点方案中“为在全国推广积累经验”的表述,也预示着一场影响深远的政治改革即将到来。

而这场政治改革影响最大的就是人大。中国宪法规定人大有立法权、任免权、决定权和监督权,但很长时间以来,人大监督权实质上处于空转。监察委员会的设立有望将改变这一局面。因为北京、山西、浙江三地试点宣布是由当地人大产生相应级别的监察委,这样的制度设计,将让中国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拥有宪法赋予的独立监督机构成为可能。

再说人大的税收立法权。“税收法定”本就是中国人大的法定权力,但在前文所提及的1980年代三次授权国务院立法的后果就是:中国18个税种中,除了《个人所得税法》、《企业所得税法》、《车船税法》及《税收征收管理法》,其他领域的税收实体或程序性事项均是绕过人大,由国务院及财税行政主管部门制定行政法规和行政规章。

2013年的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编剧赵冬苓曾联合31位代表提交《关于终止授权国务院制定税收暂行规定或者条例的议案》,要求税收立法权收归全国人大,这无疑回应了民主建设、依法治国的时代要求。但是当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的回复只是,“条件成熟时将税收暂行条例及时上升为法律,是非常有必要的”。

2015年3月5日的全国两会上,人大会议发言人傅莹在新闻发布会上对媒体宣布:2020年之前中国全面落实税收法定原则。赵冬苓的曾经“既没有路线图也没有时间表”的议题,终于得到了人大的确切回应。税收法定原则已经不是要不要落实的问题,而是如何全力推进的问题。

十八大之后,中共高层多次表示要依法治国、依宪治国,这就要求兑现宪法所赋予的、人大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权力和作用,借此实现民众法定权利和制约官员滥用职权的可能,进而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的提高。近年来,人大就香港“占中”、“普选”、“政改”以及2016年夏季的“港独”候任议员事件主动释法,直接与法治化香港的对接,预示着人大系统在中国未来政治格局中的重要意义。

多维:四直辖市人事洗牌 黄奇帆与人大两谜题待解”有2条评论

  1. “近几年来,黄奇帆被公认为中共官场少见的经济能手”黄的能就是就是举债拉动(当然搭车自肥是捆绑选项咧),黄再这样能下去就不是能手了就是引爆巨弹的雷管了。

  2. 这样的人容易招来嫉妒。在市长位置呆这么久表明后台不硬,怎么可能躲得过明枪暗箭。吹捧他就是把他当做鲶鱼,去刺激那帮金枪鱼而已。没有人会真把鲶鱼当回事。去人大就是去养老了,没什么悬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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